纪念内蒙古百灵庙抗日暴动九十周年—百灵庙军事暴动是蒙古民族抗战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爱国主义壮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最好的教科书。

     抗战中的乌兰夫革命大家庭

               乌兰辽娜

我的祖父乌兰夫，是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人之一，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100年前与中共北方区委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讲：“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十分关注民族问题。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工作。1923年，内蒙古产生了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
乌兰夫，曾用名云泽、云时雨，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创建者。
他在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特别是在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各项政策，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内蒙古的实际相结合，团结并带领全区蒙汉各族人民群众，为实现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7月底，祖父乌兰夫在苏联经过两年的革命理论学习及两年的革命工作后，主动要求从莫斯科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在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意后派遣回国。那时内蒙古西部的革命斗争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毅然回到祖国，回到家乡士默川，重新点燃革命的火种。他参加组织中共西蒙工委，先后担任西蒙工委组织委员、书记。自大革命以来许多建立的党组织一批又一批的被敌人破坏了，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也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下。他回到家乡不久就与李森、朱实夫、赵诚、云润（乌兰夫的堂兄）等建立起联系，为了重新建立组织及联络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进行反“锅厘税”，选送高风英、毕力格巴图尔、德力格尔森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他就这样在家乡扎下根来开展工作，直到警察到塔布村搜查我们的家，家里人和乡亲们才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是搞秘密革命工作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广大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方针下，在内蒙古推行“以蒙治蒙”的政策，继而又向内蒙古的西部地区伸出了侵略的魔爪，派遣特务进入察哈尔各地进行游说，拉拢王公贵族和封建上层，妄图吞并内蒙古西部地区，进而侵略华北，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而那一时期乌兰夫等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直接接上关系，要想听取组织上的工作指示很困难，全靠他们自己从各种渠道搜集情报来判断形势，确定他们的工作方向。经他们开会研究，中共西蒙工委的工作重点，最后转移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上来。这一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遣王若飞和吉合来到内蒙古地区与乌兰夫接上了关系，带来中共中央和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传达的指示，在绥远地区党组织中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发动群众抗日，着手开辟国际秘密交通总站并指定乌兰夫兼任国际交通总站的站长，负责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以及转送由苏蒙回国和到苏蒙去学习的同志。中共西蒙工委就把工作重点放到内蒙古西部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坚持在地方武装中开展军运工作。他很早就开始关注百灵庙的情况，王若飞被捕后，他着手开辟新的国际秘密通道，选中了经由百灵庙到乌兰巴托的路线，也就格外重视这一带的政局民情。尤其是蒙政会保安队组建之初，中共西蒙工委就密切关注到了这支武装力量。
百灵庙在达尔罕旗境内，别称贝勒庙，地名因庙名而得，它坐落在山环水绕的小盆地中，控扼着纵横交叉的两条要道，一条连接着内蒙古和外蒙古，一条联结着内蒙古的东部和西部。
1933年夏天，德王在百灵庙发出了内蒙古高度自治的通电。这一年祖父乌兰夫进入归绥城取得合法身份做掩护，进一步开展工作。这个时期祖父乌兰夫为了不让人产生怀疑，带着妻子云亭，妹妹云清及女儿云曙碧、儿子布赫、乌斌（乌可力）一起进了归绥城生活，他则以士默特高等小学事务长兼教师身份，进行秘密地下活动。祖父乌兰夫多年来出生入死的革命活动，革命的火种早己深植于家人心里，使全家人知道，要走抗日的革命道路。当祖父乌兰夫在外奔忙革命工作之时，我的奶奶云亭既要照看子女，又要把自己家的这个联络点的事做好，在归绥当时靠教师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是很艰辛的，革命工作也时时刻刻充满着危险，并且还要照顾来往的同志，每次有同志来家中，奶奶云亭总是热情地把家中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做给同志们吃，并主动承担起放哨掩护的工作。他们夫妇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共同面对危险，是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那时祖父乌兰夫与奎璧等一起经常要印发传单，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揭露日寇在东三省犯下的奸淫烧杀罪行，以及妄图成立“满洲国”式的“大蒙古帝国”，统治奴役内蒙古人民。西蒙工委也派人进入保安队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提高民族觉悟。至1936年，他都以教师的身份从事民族工作，主要是忙于争取德王的工作。
1934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蒙政会”会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控制蒙政会的实权，中共西蒙工委趁德王扩大势力、成立保安队之机，审时度势，相继派出了共产党员朱实夫、赵诚、云清等进入这支部队，共产党员朱实夫任蒙会保安处三科科长，动员几十名北平蒙藏学校的毕业生、被遣散的“老一团”官兵和土默特高小30余名学生进入保安队。早年参加过社会主义青年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云继先（乌兰夫的堂妹夫）进入蒙政会并被聘为教官，任蒙政会保安处二科科长：黄埔四期生荣崇仁、九期生云蔚和任秉钧等土默特进步青年进入了保安队任职。为了隐蔽地积蓄力量，积极动员和推荐许多进步青年进入德王组建的干部学生队和武装力量中，察哈尔和土默特蒙古人在保安队占了很大数量，提高了保安队广大官兵的爱国觉悟，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在蒙政会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形成坚强集体。为了能更好地保持国际秘密通道的畅通，从而达到影响这支控制秘密通道的武装力量的目的，祖父乌兰夫先后两次去百灵庙摸底，宣传抗日救国和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寻求解放的道理，并在党员中部署了争取这支蒙古族武装力量的具体工作，共产党西蒙工委派奎壁、李森到百灵庙传递消息了解情况。
1935春，针对德王同意日军在其辖地建立间谍机构“友善协会”支部，已经与日本人勾结的情况，他又再一次前往百灵庙。通过朱实夫的引荐，他以归绥教员的身份与德王见面交谈，察觉到德王投日决心已定。随后和云清、赵诚等党员商讨对策，与云继先、朱实夫、云蔚进行了深谈，商定只要德王公开投日，保安队就在抗日的旗帜下举行暴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乌兰夫派李森再赴百灵庙，传达这一喜讯给蒙政会保安队，这在党员和进步官兵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5年11月末，德王应邀前往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访问，并接受日本的金钱和武器援助。
1936年1月，祖父乌兰夫指示回到土默特旗过节的云维先、朱实夫、赵诚等人，只要德王在日本的操纵下从事蒙古独立运动，举行军事暴动的时机就算成熟。为了暴动成功后能够得到傅作义的支持，云继先、朱实夫、苏鲁岱等专程到归绥晋见了傅作义，向他表明如德王公开投靠日本保安队，就举行武装暴动。此前，傅作义也曾通过国民党驻蒙政会要员巴文峻做过云继先、朱实夫的工作，要他们脱离蒙政会，参加绥远当局谋划中的“绥靖蒙政会”。
1936年初，德王纠集一批蒙古族上层人士，以“蒙政会”的名义成立了伪察哈尔盟公署。2月10日，德王公开投靠了日本侵略者，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蒙古军总司令。保安队的爱国官兵按照祖父乌兰夫的指示，决定举行暴动。
1936年2月21日晚，在内蒙古达尔汗草原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在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领导下，策动了“百灵庙”军事暴动，打响了草原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枪声，被毛主席誉为“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在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文章中 - 内蒙古日报），为全民族抗战奏响了序曲，打乱了日军“先占满蒙，再侵全中国”的部署，为中国全面抗战争取了时间。
按照事先的计划，暴动部队分头行动，首先由云蔚率部到稽查处，处死了德王的亲信李风诚，放出了被关押的士兵。另一路暴动的部队打开军火库，其他几路人马砸毁电台，切断蒙政会与德王府的通讯联系。有的包围了蒙政会驻会官员，促使文职人员参加暴动。暴动队伍还打开会计科的钱柜，将两万元银元全部抛之于地，表明广大官兵抗日救国不贪钱财的态度。暴动成功后，起义人员与预先赶到南营盘的云继先、朱实夫汇合，把这支近干人的暴动部队连夜拉出了百买庙。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1000余人马，在蒙政会科长云继先的带领下，2月25日由云继先领衔，发表通电宜布脱离德王领导的百灵庙蒙政会，参加傅作义的抗日行列。
百灵庙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推迟了侵略者西进的日程，表明了蒙古民族不愿做亡国奴，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决心。祖父乌兰夫讲百灵庙武装暴动“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中共西蒙工委在地方部队中做了多年工作的结果”（乌兰夫纪念百灵庙暴动50周年文中 - 人民日报），是中国遭受外来民族入侵时蒙古民族重要的爱国主义的壮举，更是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加强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好的教科书。
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发生后，全国大力声援，支持高举义旗的蒙古族抗日武装。暴动部队也历经改编、哗变、遗散、收容、整顿，在中共西蒙工委努力下，保留了骨干，许多共产党员在部队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祖父乌兰夫受傅作义将军邀请，协助国民党派来接收这支队伍的白海风重建了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日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民众基础。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讲道“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百灵庙暴动的胜利，以及百灵庙暴动队伍的发展，证实了这个正确的判断与预测。”（乌兰夫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文中 - 人民日报）这也说明蒙古民族的抗日斗争同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2月，在国共两党为抗日而酝酿合作的条件下，经他们争取，国民党政府同意，改编为蒙旗保安总队。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派进了这支部队，大部分人担任了营连以上军官。政训处代理副主任兼三科科长云时雨就是祖父鸟兰夫，一大队长纪松龄，二大队长朱实夫，直属特务连都配备一名指导员，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队党的负责人由祖父乌兰夫担任。7月蒙旗保安总队进驻百灵庙。不久，马占山又把它改编为蒙旗独立混成旅（简称蒙旗独立旅），移防包头附近。
1937年10月，日军和伪蒙军进犯归绥，国民觉驻军不战而撤。唯有蒙旗独立旅从驻地固阳县星驰而至，在归绥南郊与日军、伪蒙军激战一昼夜，予以重创。在蒙独立旅，祖父乌兰夫的公开身份是代理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几经磨难，逐步壮大，始终有百灵庙暴动志士们构成它的主干。祖父乌兰夫利用他代理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部队里发展了一批党员，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他们在部队里建立了党委，祖父乌兰夫担任书记，各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以保证这支部队坚持抗日的政治方向。实际上这支武装力量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的军队，被党中央誉为“蒙古民族中最前进的力量，最大的抗日军队”。
1938年5月，蒙旗独立旅进军进驻在神木时，通过电报同延安的党中央终于建立了联系。当时延安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大意是：云时雨同志，请你速来延安汇报工作，落款是毛泽东。
到了延安，祖父乌兰夫住在军委招待所。见到了王若飞同志，他俩是在包头被捕入狱时分手的，能在党中央所在地相见，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这次去延安，祖父乌兰夫是同白海风一同去的，由高岗同志带他们去了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住在山间的一座窑洞里，这是他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主席听了蒙旗独立混成旅建制汇报，白海风介绍了国民政府答应将蒙旗独立泥成旅编为师级建制的情况。毛主席听取汇报后非常高兴，对祖父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独立开展地下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的艰辛历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教导他们，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
和解放。

毛主席指示説，要好好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争取国民党的供给，设法护大队伍。
你们是蒙古族部队，要回到伊克昭盟去开展斗争，以抗日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各族群众，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
祖父乌兰夫和白海风从延安回到神木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部队开到伊克昭盟察克图进行了改编整顿。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蒙独立旅成立军政委员会，白海风总负责，乌兰夫为政治委员，纪松龄为军事委员，从组织上加强了对部队的领导。1939年夏天，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蒙旗混成独立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划归第八战区指挥。下设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改编时，他们在师设了政治部，团设了政治主任，连队设了政治指导员，改编后的新三师完全按八路军的模式，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师长是白海风，参谋长是包清华，政治部主任由祖父乌兰夫代理。七团团长纪松龄，政治处主任克力更，八团团长朱实夫，政治处主任王允文，九团（骑兵团）团长云蔚，政治处主任寒峰。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新三师党务委员会的领导方式由半公开转为“秘密存在”，仍旧是领导新三师的核心力量。为了协调配合开展地方工作，新三师党组织接受中共伊克昭盟工委领导，祖父乌兰夫兼任中共绥蒙工委委员。
1940年开始，侵占绥远的日寇进行多次扫荡，妄图冲破黄河天险，侵占伊克昭盟，继而进攻陕甘宁边区，新三师坚守黄河南岸的我方阵地。
1940年夏天，新三师又以少胜多，打退了伪军的进攻，打死日籍指挥官，取得了黄河保卫战的胜利，坚守了延安的北大门，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守卫在绥蒙抗日战争的前线。这支大部分由百灵庙暴动官兵组成的蒙古族抗日队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共同谱写了蒙汉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铁血篇章。
1940年夏秋之交，由于日本鬼子汉奸多次到家里搜捕，祖父乌兰夫派地下交通员来土默特旗塔布村，接他的结发妻子、我的奶奶云亭和两个年龄小的儿子乌斌（乌可力）、乌杰一同去新三师驻地附近察洛图沟同他一起生活。他们一路奔波来到驻地，一家人分别几年能在这里相聚实在不易。新三师为部队建设，办了军政学校，但里面也有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结构相差较大，就这样只有8岁的乌斌（乌可力）在父母抗日思想引领下，报名参加了童子军训练营，接受基础的抗日思想教育与训练，加入到抗日救亡、抗战到底的洪流中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小童子军战士，也是绥蒙第一批的抗战小战士。作为绥蒙第一批抗战小童子军战士，父亲鸟斌亲身经历了那段烽火岁月。祖父乌兰夫用这种实际行动，带动蒙汉人民及各民族加入到这场民族存亡的抗战中来，而他的子女也在父母循循教导下，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及报效祖国的志向。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的高潮到达了极点。这时，胡宗南突然给白海风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秘密处决鸟兰夫，若违抗将以军法论处。在这种紧急状况下，祖父乌兰夫立刻发电向中央请示，中央决定，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继续留在新三师，停止活动，隐蔽起来，保存实力，长期潜伏，等待时机。祖父乌兰夫借送祖母云亭回家养病为名，带领一家人和警卫员渡过黄河，来到了延安，当船靠岸时，黄河边来接他们的正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甘泗淇，他是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来迎接乌兰夫的。

祖父乌兰夫回到延安，参与了民族学院的组建工作，并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做民族工作。他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处处长和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处理陕、甘、宁、蒙边区的民族问题，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战，培养民族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蒙古、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代表，以及来自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30人，与延安党政军学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会，祖父乌兰夫是蒙古族代表，并当选联盟执委。
1941年8月，祖母云亭跟随丈夫到达延安，事实上自从祖父乌兰夫从莫斯科回到土默川开始，他们家就是开展工作的秘密联络点，从此家中再无宁日，国民党特务三天两头来家里搜查，家中大人、孩子经常为祖父乌兰夫和来的同志们放哨。

祖母云亭一直为丈夫的秘密地下活动提供协助及掩护，用她的智慧、机警，使她的丈夫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捕，做为革命者的妻子，她选择了坚定地站在丈夫乌兰夫的身后支持他的革命工作，他们同舟共济，共同承担风险与挑战，还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丈夫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唯一物品就是俄文版《资本论》，这书对她的丈夫来说，带回来的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跟着中国共产党追寻民族解放的决心；对妻子云亭来说，能保护好它，就是对丈夫最大的支持与理解，因为她明白丈夫做的是为民族、为国家的大事，为人民以后可以当家做主而奋斗。为了保护好这部书，她费尽了心思，有一次日伪军到家中搜查，搜到这本书，问这是什么书，祖母平静地回荅，是孩子爷爷读的“圣经”，才躲过这一劫。临来新三师前，她又把这书藏到丈夫的大姐云存贵家的马圈里，埋在地下，直到解放后才由她的儿子乌斌去姑姑云存贵家中取出，送到北京她的丈夫乌兰夫手中。当年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她动员自己的亲弟弟云生格去延安，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她更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 4 个子女送到延安，只有 18 岁的长女云曙碧，小小年纪就奔赴了抗日战场。从 1929 年 8 月至 1941 年 8 月这 12 年间，是她的丈夫最艰苦卓绝的时期，她用柔弱的身躯，坚强的意志，默默地支持丈夫的革命工作，在危险的环境中支撑起了这个家。她作为一名革命的老妈妈，从一个同情革命、参与革命到最后具有革命信仰的巨大转变，最后追随丈夫一路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后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做生产员工作，主要是负责组织学生参与指导生产劳动工作。在大生产运动期间，生产员带领学生在窑洞周围山坡上开垦小块荒地，种植蔬菜，如西红柿、豆角、白菜等，并进行养殖活动。这些劳动不仅为学校提供了部分生活物资，也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劳动观念，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原则，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云妈妈”。她在保育小学曾经带过的孩子秀秀阿姨（杨秀清），在 1982 年 7 月《内蒙古妇女》杂志《女英烈传》

专栏中深情地回忆她们的云妈妈，文中写道：“云亭妈妈是土默特蒙古族。早在三十年代，她支持了丈夫、子女的革命工作……”

1943 年，云妈妈到了四所，我母亲也在那儿，我们两家住邻居。在艰苦的境况下，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军队、学校、干部、工人、老百姓，都有生产任务，全党开展大生产运动。云妈妈在保育小学是教育战线的模范保育员，在大生产中又走在前头。每天，她起得最早。天刚亮，就听见云妈妈的纺车嗡嗡地唱起来。夜深了，她还就着小油灯在纺线。她纺的纱，粗细均匀，松紧适度，交纱多。年终评选，云妈妈被评为劳动英雄。

春节时，毛主席宴请各路英雄模范，云妈妈是参加这次盛会的唯一蒙古族。毛主席听了她的事迹介绍后说：“是个了不起的好同志，总是战斗在第一线。”而她的儿子乌斌（乌可力），在36 年后同样也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母子两代人在不同时期都当选为劳动模范，这成为佳话与骄傲。1940 年 3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成吉思汗图书馆、蒙古文化陈列馆，专做蒙汉文化交流，在生活习惯上，蒙古人的一切宗教风习，在这里都受到特别尊重，延安并建有庄严的成吉思汗纪念堂，每年举行着纪念仪式”（1944年 4月 14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乌兰夫，《纪念蒙古民族的先祖成吉思汗》）。1944 年，祖母云亭进入蒙古文化促进会工作，1945 年她还在蒙古文化促进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 年秋，她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进入锡盟工作。建国后她只是参加革命当中的普通一兵，但在文革中也没躲过这一劫，1975 年 5 月，她带着身心的疲惫和病痛走完了这一生。

祖父乌兰夫家中兄弟姐妹最大的是他的姐姐云存贵（我称大老姑）。祖父乌兰夫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土默川，最早建立的联络站就设在已出嫁到十里坡村的他的大姐云存贵家。从那时起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大老姑云存贵的家就成了革命工作的联络点和落脚点，她也成了地下工作的掩护人。1937 年 10 月日寇占领了归绥，祖父乌兰夫随部队奔赴鄂尔多斯抗日前线，祖母云亭带着孩子们和祖父的妹妹—我的二老姑云清回到塔布子家乡，大老姑云存贵除继续照顾娘家一大家生活，也更牵挂着前线的弟弟乌兰夫的安危。1938 年秋，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她的家再次成为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点和交通员落脚点，她自己还当起了八路军的交通员。她的妹妹云清及妹夫孔飞还有她的侄女云曙碧做地下工作都在

她家落脚，大老姑云存贵为他们联系好护送上大青山的交通员，让他们摆脱危险，安全地送情报去大青山。全国解放后，大老姑云存贵这位朴实的农村革命妇女，从没有因为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而向组织和亲人提过任何要求，她一直生活在十里坡村，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直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1942 年秋天，我的祖父乌兰夫最小的妹妹云清（我称二老姑）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这是我党的情报部门，与共产国际的情报部门对接。为了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共产国际十分关心远东地区日本侵略的情况，去敌占区收集日伪情报，了解德王的蒙疆自治政府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动向，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央社会部了解到孔飞有一个表哥在张家口德王的“蒙疆自治政府”里做高级官员，决定派我的二老姑云清及她的丈夫孔飞利用这层关系，去收集日伪情报。临行前她去中央党校见了她的哥哥，乌兰夫谆谆告诫她：“地下工作是重要而又艰巨的，要细心谨慎，遵守纪律，要准备牺牲。”之后他们回到老家在归绥和张家口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她也是唯一被“第三国际”派往日伪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蒙古族女同志。

1938 年 5 月，我的祖父乌兰夫的亲弟弟，也是我的二爷爷云浦，经贾力更和勇夫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安排，云浦与贾力更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动员蒙汉各族青年积极支持抗日斗争，组织和护送有志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动员蒙汉青年去往大青山，参加八路军进行抗日斗争。他参加了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抯任托克托县的游击队队长。1938 年 9 月，中共土默特旗工作委员会成立，云浦担任委员，1939 年冬天，云浦与贾力更、李森等人一起组建了蒙古抗日游击队，李森担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云浦不幸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1 年 6 月，祖父乌兰夫的大女儿云曙碧，也就是我的姑姑，从延安被派回归绥为大青山游击队收集情报，祖父乌兰夫知道将派女儿到大青山工作后说：“让她去吧！是鹰总要经历风雨。”姑姑用小学教师工作做掩护，奔走在归绥和大青山游击队根据地之间，为游击队传情报，为伤员买药品，被根据地的战友称为“蒙古族小八路”，九死一生地奔波在抗日前线。

1941 年 8 月，祖父乌兰夫的两个儿子，我的父亲乌斌（乌可力）、叔叔乌杰同父母到延安后，被送进延安安塞保小，不久转入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抗小），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延安城墙上写着标语“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些从天南地北颠沛流离来的孩子，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艰难，创伤与磨练。他们的同学中有许多是烈士子女，有的同学出生在牢狱里，成为囚童，有些同学的父母在白区，他们在学校过着半军事化的高度集体生活，学校老师就是他们的父母，同学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一生都对这段情义念念不忘，他们是延安的娃，他们从战火中走来，抗小给他们奠定了精神砥柱。我的父亲乌斌（乌可力）十岁时在学校作文比赛中写下短诗，名叫《保小我的家》：

保小啊保小

你是我的家

上课又玩耍

早晨洗脸去

延河边上走

小草儿绿绿

流水儿清清

多美啊！延河

多好啊！保小我的家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内蒙古地区加入了内蒙古自卫军成为骑兵通信员及保管员，成为解放战争中的一名战士。

祖父乌兰夫从莫斯科回到土默川开始，历经十二年的时间，把自己大家庭中他的妻子云亭、堂哥云润的夫人云兰、妻弟云生格、大姐云存贵、二妹云贵莲、弟弟云浦、小妹妹云清、表妹玉成，4 个子女—女儿云曙碧，儿子布赫、乌斌（乌可力）、乌杰，堂侄女云曙芬，亲属云琳、云世英、云照光、云晨光、云成烈等和家乡土默川子弟们，从 1939 年至 1941年间，共 100 多名蒙古族青年分 9 批送到延安学习。在国家危亡时刻，祖父乌兰夫及内蒙古早期一批共产党人云润（祖父乌兰夫堂兄）、康根成（祖父乌兰夫表妹夫）、贾力更（康根成胞弟）、奎壁、佛鼎、孟纯、赵诚等就像一座座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他们影响着并把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土默川热血青年引领到了民族解放事业中来。先辈们身先士卒，不畏牺牲，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及李大钊先生最早培养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是蒙古民族优秀分子代表，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的战场上，祖父一家两代人并肩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共同书写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祖父乌兰夫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祖父乌兰夫凭着对党的赤胆忠诚，坚定的理想与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 1947 年 5 月 1 日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并当选主席。他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

2026 年 2 月 21 日是百灵庙暴动 90 周年，90年前的抗日烽火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昔日百灵庙暴动官兵的热血誓言仍在耳边回响。在这场不做亡国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战争中，蒙古民族奋起抗击日寇的军事暴动，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各民族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为民族的生存为国家的统一而战。

刚刚过去的 2025 年是应该铭记的一年，中国政府隆重地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大会及阅兵观礼，我的父亲乌可力应邀参加并登上观礼台。父亲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蒙古族抗战记忆在中华民族抗战史诗中的重要地位。祖父乌兰夫等先辈们的铁血担当，通过父亲乌可力这样的传承者，继续激励着后人。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一代，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和他的父亲那一代人及当年参加抗日战争的亲人们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见证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强盛，并以国家的名义告慰他们，祖国正如他们所愿。

曾经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的草原各族儿女们，用他们的热血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爱国赤诚从未褪色，精神的火炬永不熄灭，继承发扬先辈们的革命传统，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代代相传。

作者：乌兰辽娜 乌可力（乌斌）女儿 乌兰夫孙女

（来源：文史编委）

（责任编辑 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