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到包头”路径考析 王星铭

2025-11-11
来源:观网华北区

“走西口,到包头”路径考析

王星铭


我先后去河曲考察了四次。前三次去都是为着河曲民歌和二人台坐腔大赛,返回包头的路线就是府谷、神木、榆林和东胜。今年十月中旬,我应“万里茶道”制片组的邀请,去忻州北部的偏关、河曲一带考察,重点关注了从偏关沿河一带出走西口的几条路径。

第一天我们住河曲。第二天大早沿着黄河往北走,中午入住偏关古城的文旅融合区。在偏关的西北端有一条沿黄河修筑的明长城,也称外长城。沿外长城向西北走四十里,第一个出口的关隘是关河口村,是偏关 “走西口,到包头” 唯一的水路通道。出了关口、摆渡过河就进入内蒙古准格尔旗。相传从关河口出关的西口人,多要经过准格尔东段的布尔陶亥王爷府——一个沙漠里的扎萨克小镇,这里也是漫瀚调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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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陶亥王爷府留影)


从关河口沿长城往上走,就到了万家寨、老牛湾,这里山高水急,不易行船过河,只能继续往北走,直走到偏关顶端的外长城关隘滑石涧堡。滑石涧堡是偏关通往内蒙古清水河县最近的陆路通道。如果从偏关的正北方出长城,要走水泉镇的红门口,也是一条进入清水河县的陆路通道。两条陆路通道都是从清水河经和林格尔到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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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关县关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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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涧堡)

   

人们通常所说的走西口,是指从右玉出杀虎口(即西口)。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开放禁留地之后,杀虎口便是清朝廷认可的“走西口”通道。晋中地区的移民和商人都是通过税卡登记出关谋生,首先抵达的就是归绥城。从归绥到包头已经有许多资料做过介绍,毋庸赘言。

此次实地考察 “走西口,到包头” 的路径,主要是指从河曲或偏关走水路、过沙漠,再从达拉特过黄河抵达包头。正如二人台原始的说唱本所言:“头一天住古城,第二天住纳林,第三天,相思病害在喜家坪。第四天住乌拉树,拾了一块破白布。进了店房门,补一补烂皮裤。上了马场壕,遇上个饿狼嚎。一黑夜没睡着,第二天赶紧跑。走过沙蒿塔,捡起块儿烂瓜巴,拿起来啃一口,打凉又解渴。上了新民堡,看见红市布,扯了二尺五,缝个讨吃兜。到了西包头,碰见我那二姑舅……”

另一个说唱版本是:“ 头一天住古城,路程走了七十整。虽然路程不算远,我跨了三个省。第二天住纳林,碰见个蒙古人。我俩聊了几句话,他叫我流浪人。第三天翻坝梁,两眼泪汪汪。想起家里的玉莲女,心如刀绞哭天地。往前走,是沙漠,往后看,是黄河。离家的人儿心难过,真魂魂就在你跟前…… ”

早些年,我曾在准格尔采访老艺人郭利民,他说:从河曲或偏关走水路到包头,都要赶在每年的二月二前后,那个时节尚未开河,可以走冰面过河,春出秋归。人们为了出行方便,安全护身,手里要拿一根打狗棍,还要学几句半生不熟的蒙古话,这样才能走出库布齐沙漠。

最初 “走西口,到包头” 的路是“网状”的。沙漠里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逐渐有了说唱词中的这条路。从偏关的关河口到布尔陶亥王爷府,再走沙漠北端的十二连城,或者是往西走到东胜,最后都要从达拉特旗过河进入土默川平原 ——西包头。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850年),位于托克托县城南的河口镇码头被淹没,许多大商号移至包头,西路过来的船筏均改在包头南海子码头停泊;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黄河改道,位于土默特右旗的毛岱官渡移至包头的南海子,老包头城南的水旱码头有了之后五十余年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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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到包头路线图)


四天以后,我们从山西的保德过河入住陕北府谷。实地考察了府谷古城的千佛洞,黄河古渡的墙头镇,神木的高家堡,榆林的六楼骑街、红石峡,深深地感受到陕北文化厚重的历史渊源。

那个时期的陕北移民、商户多是搭乘骆驼穿越库布齐沙漠,然后摆渡过河在包头落脚、整修。他们为包头的地方文化注入了陕北基因,包头的许多小食品如 “干炉儿” “锅盔” “碗托儿”,至今还是沿用着榆林的方言。

二十多年前,我曾采录过河曲和榆林一带的走西口民歌,其唱词大同小异,但曲调风格却有着明显差别。从山梁地走出的移民,说话嗓门大,唱起歌来直腔直调;古城堡及周边走出的移民,口语较为柔和,这与地缘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翻阅1953年由中国音乐研究所搜集出版的《河曲民间歌曲》,在第一辑“走西口”专辑里,共收集17首民歌,全是以唱词来作为歌名的。那首人们熟悉的《走西口》民歌:“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唱的也不是河曲或陕北的原生态风格,应该是后来人加工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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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民歌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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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歌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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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戏文)


民歌《走西口》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咸丰年间。到了光绪十一年(公元1886年),才有了河曲唐家会的手抄本,即五云堂玩艺班的演出戏文:“咸丰正五年,异事出个鲜,异事出在山西府太原。府太原地面宽,有一个孙朋安,所生一个女,名叫孙玉莲……”戏文基本和民间艺人的莲花落说唱本相同,属于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是曲艺演唱,但不是戏曲。

相传,在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包头市土右旗老艺人云双羊让其儿媳妇化妆演唱(即抹红丢黑),才有了二人台戏曲表演的雏形。要说《走西口》的戏曲成型,应该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计子玉为代表的包头老艺人完成的演绎版本。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前后,由绥远省文化局出面组织相关人员,对传统《走西口》版本进行多次研讨修改,成型了如今流传于晋蒙陕冀宁五省区的西路二人台演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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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演出剧照)


作为二人台艺术的代表性剧目《走西口》,百余年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然而,在各式各样的演唱中,有把孙玉莲 “十六岁 ”改为 “ 十八岁 ”的,也有把情深意重的玉莲唱段,唱得眉飞色舞、搔首弄姿的,还有把坐腔的 “叠字演唱” 用到戏曲表演中的,这些都脱离了《走西口》人物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特征。

走西口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它对包头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晋陕移民不仅带来了农耕技术和商业理念,还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催生出多元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祭祀文化。同时,也为爬山歌、漫瀚调以及二人台艺术的形成赋予了极强的生命力。

走西口的历史已真切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不断迁徙、融合、奋斗、创新的历史,它的精神内核,依然对今天的年轻人有着明确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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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陕北民歌博物馆内外景)


2025年10月28日于边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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