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忆（十六）

过中秋节吃月饼，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刚懂事的时候对八月十五最初的记忆。张罗着过传统节日是大人们的事，小孩子们就是等着月饼烙熟了赶紧吃一个。其实月饼应该是凉了吃，刚出锅的既软又腻，口感不好，而且容易吃腻。在物资短缺的年代，最迫不及待地改善一下伙食的莫过于孩子们了。想不起来我今生第一次吃月饼是什么时候，只记得80年代以前，过中秋节家家户户都要烙月饼。但不是每一家的大人们都会烙，会烙的就帮了这家帮那家，节前还真挺忙。忙是忙，忙就忙出了过节的氛围。

月饼的种类很多，但大的分类就两种，一种是包馅的提浆月饼，一种是混糖的。提浆月饼需要专用模具定型，一般家庭是做不了的。混糖月饼就成了家庭制作的主角。标准的配料是三油三糖。也就是10斤面、3斤糖、3斤油。在那个年代很难做到，往往是大打折扣了。尽管如此，在甜食短缺的年代，小孩子吃着硬邦邦的月饼也是乐此不疲的。

烙混糖月饼是从和面、醒面开始的。先将糖用温水化开备用，然后将油倒入面中搅拌均匀，再用糖水和面。大多数的时候，和面时还要放一些小苏打，主要是增加月饼的柔软口感。面和得软硬要适度，面团揉好之后就放在面盆里醒面，一般都要醒上几个小时。面醒好之后，再揉上几遍，接下来就是揪面剂子，将面剂子揉成面团，用擀面杖擀成圆形的月饼坯。还要对月饼坯进行美化，主流的做法是用木梳在月饼坯表面扎上棱形格的眼，再用食用色素在月饼中心印上一个大红点，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将铸铁的平底锅预热，再将月饼坯表面刷上油，放入平底锅开烙。烙月饼得用小火，得慢慢烙，不能烙煳了，烙了一面再烙另一面。判断月饼是否烙熟了，就用竹毛衣针扎一下看看是否通透。民间家庭烙制的月饼如今很寻觅了，不过有时还是能见到作坊仿制的。

村里往往月饼烙的较多，主要是亲戚们相互探望用作伴手礼，祖辈们还要给不在身边的子孙们留一份。留着的月饼存放在坛子里，还放上几个宾果，月饼又增添了几分果香的味道。小时候放寒假回村里往往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大青山前坡的麦收时节是农历七月中旬，村里烙月饼的面粉都新粮，麦香味醇厚。村里烙月饼用的油都是胡麻油，往往到中秋节的时候，胡麻也收了，炒一炒脱去水分就能榨油。所以，村里烙月饼用的是当年的新粮、新油，而城里供应的粮油烙的月饼就逊色了不少。一般老家在外地的孩子们是没这个口福的。

到了80年代就很少有人在家自己烙月饼了，个体户代打月饼很是时髦了几年。骑上自行车驮上油、糖、面找一家打月饼的小门脸交了加工费，然后按约定时间去取混糖月饼就得了。10斤面可打50个月饼，油、糖一般都是3斤，当然也可按自己的喜好适当增减。再往后，一到中秋就是买月饼了。曾几何时，呼和浩特丰镇混糖月饼店异军突起，数不清有多少个店。混糖月饼也就慢慢地演变成一种经常食用的甜饼，提浆月饼则仍然是中秋的专属。

我还是喜欢吃混糖月饼，它比较擅长，可当早点、腰点。好些年前，外地的朋友在呼市吃了混糖月饼后赞不绝口，还特意带走了一些。混糖月饼流行于山西，内蒙古，河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中国北方中西部地区，是受到这一带的各民族人民群众欢迎的中秋节地方特色月饼，它的存在更是适应当地的人文水土，气候环境，比起广式月饼，上海月饼，有其地域文化传承的意义和文化脉络的延续。其制作方法符合北方人豪爽，豪放，粗犷的性格，千百年来已成为中国北方中西部普遍受欢迎的中秋月饼。

2024.9.17

少年记忆（十七）

记得小时候父亲说，你出生之前粮食是不定量供应的，可以随时到粮店去买，而且品种还是很丰富的。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我在学习经济理论课程查阅资料时才了解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结束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1955年8月5日国务院决定市镇粮食定量凭证供应。规定了四种粮食供应证和两种粮食凭证，即市镇居民（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政饲料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与城市居民直接相关的是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和粮票。一年之后的1956年我才出生，可不就是我出生之前粮食是不定量供应的。不过1955年到1960年尽管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但市场上的溢价粮和副食品相对充裕，对一般的城市居民来说，正常的饮食还是不存在什么问题。从我记事的时候缺粮就是家家户户的事儿了。实际上在城市里虽然溢价粮失去了踪影，粮店也时常品种不全，但还是基本保证了供应量。真正缺的是副食。可以想象，如果人们买不到副食，每月每人只保证27斤粮食，是个什么状况？人们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大致是指1960年初至1963年初。在这三年里，城市的副食供给是极度缺乏的。副食决定了蛋白质的摄入量，蛋白质的摄入量低于人体的正常需求，客观上就增加了人体对主粮的正常需求，肚子里越没油水，就越能吃粮食；粮食再一限量，饥饿自然就降临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不论买什么都排队。也许我开始能为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她排队。我排队时紧跟着前边的人，他往左动一动，我也往左动一动；他往右动一动，我也往右动一动；他往前移动，我就赶紧往前靠，反正是紧跟不舍。有一次前面的人回过头来乐了，说了声，这小孩真逗人。现在想起来应该是1960年的冬天的事了。

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应该是1961年，一般家庭在1960年时还是有些食物的积蓄或食品的来路，还不至于挨饿。1961年开春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家家缺粮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吃饭的时候总量控制，不论多少一人一份。孩子多的家庭里，大点的吃得快，小的吃得慢，大的抢小的饭，时有发生。邻居家每到吃饭的时候，总能听到小孩的哭声。一听就知道因吃饭打闹呢。

1960年冬父亲去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参加整风整社运动。当时机关安排是半年的时间，实际上整整走了一年，直到1962年春节前才回来。父亲回来时，我正在外面玩，远远看见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破旧棉衣棉裤的中年男人在喊我，我迟疑了好半天，才认出父亲。那时候的机关干部下乡确实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父亲的一身装扮就能感受得到。1960年冬天，好在父亲走之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买了不少面粉、小米和黄豆，分别放在几个缸里，现在想起来足有六七十斤，家里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加上定量供应的粮食，口粮还是足够正常食用的。不过有两件事我还是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1960年冬天机关分了几条黄河鲤鱼，冻得很结实，用芦苇编织的袋子包着。母亲想等过年时父亲回来再吃，就装在筐里放到过道里。过了几天发现鱼不见了，也许是某一个邻居馋得难以忍受，悄悄地拿走吃了。母亲没有声张，毕竟特殊时期家家都不容易。另一件事是1961年元旦的前一天，机关分了一只黄羊，母亲不知怎么收拾，就请隔壁邻居帮忙收拾，并告之一起煮着吃。邻居两口子是北京林业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自治区林业部门工作，还没有孩子。他们两口子帮着收拾完黄羊就炖了一锅，四个人一块以黄羊肉为食过了个元旦。吃饭的时候男邻居开了一瓶啤酒，给我倒了一玻璃杯，我喝了一口感觉很爽口，这是我第一次喝啤酒。喝完之后就迷糊着睡了。第二天一早醒来，母亲让我去隔壁喊他们把剩下的羊肉取走，让他们再炖的吃上一顿。我过去一看，已经是人走屋空了。“文革”之后，父亲有一次去巴彦淖尔出差时遇到了邻居的男主人，他热情地邀请去他们家做客，并一再提起那顿“黄羊肉大餐”。在交谈中，父亲才了解到当时他们两口子已经断粮两天了，那只黄羊给他们踏上去往巴彦淖尔农场的路途增加了足够能量。他们当时已经办理了调往农场的手续，正准备启程。他们由自治区的单位主动要求下到农场去，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吃饱饭。父亲在他们家看到，两口子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且孩子也生了六个，再也看不出半点知识分子的气质了。父亲很感慨地说，困难时期真是把人逼的只顾如何生存了。如果这两口子在呼市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再坚持个半年六个月，情况就好转多了。也不至于下到农场，彻底改变了他们人生。

1963年之后，粮食供应的定量没有变，但是副食的供应改善了很多，吃不饱饭的现象很罕见了，就是粗粮（主要是玉米面）的比例较高，最高的时候比例高达70%。人们不再为吃不饱发愁，转而为如何吃好费尽心思。哪一家搞到点新鲜食物，都要与邻居们分享一下。那些年能吃上一次煮红薯、炒花生、小站大米、黄米面炸糕、草原上的牛羊肉，都会乐得合不拢嘴。玉米面的做法一直以来都是蒸窝头、蒸发糕，一日三餐不是玉米面窝头，就是玉米面发糕，吃得人们直皱眉头。直到不知何方神圣发明了挤压钢丝面的机器，给人们开创了玉米面饮食的新途径。用玉米面压制的钢丝面可以调着不同口味的汤汁食用，一时成为玉米面饮食的新宠。至今在超市还能见到其身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还时不时地买上点回味一下曾经的“美食”。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物资供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们再也不用为如何吃好发愁了，而是千方百计地想着如何增加收入来提高自身的消费层次。1993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决定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实行了38年的粮油凭证、凭票供应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又过了30多年，粮油凭证、凭票供应的场景只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中去寻找了。

老杜2024.10.7

杜雄勇，1956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专家，内蒙古燃气供热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呼和浩特市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