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忆（十四）

六十年按照中国人的习俗称为“一甲子”，照此推算1964年也应当是甲辰年。那个年代人们的娱乐活动比较单调，听收音机、看电影是城里人才能享受的事情，即使是呼市和包头之间的农村老家也是不通电的，更别说看电影了。那时村里“唱大戏”点的是汽灯，屋子里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回老家时最不适应的就是没有电，漫漫长夜真难熬。我家的收音机是红星牌的电子管收音机，在我的记忆中是六〇年买的。对小孩子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下午6点的《小喇叭》少年儿童广播是必听的。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的声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无数人记忆深处的童年印记。像《狼来了》《盲人摸象》《老黑奴》《葡萄仙子》《高玉宝的故事》《小熊请客》《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众多故事通过电波传递到千万少年儿童的心里。“哒嘀嗒，哒嘀嗒，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一句清脆爽朗的童声开场白，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我也是其中之一。

当年对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呼市来说，电影院、剧院还是不少的。像电影宫、乌兰恰特剧场、红旗电影院、和平电影院、人民电影院、人民剧场、工人文化宫、钢联电影院等，还有不少单位的礼堂也放电影。电影院是那个年代人们的主要娱乐场所。不过买票看电影，尽管票价只有一两角钱也算是较高的消费了。小孩子们除了学校包场票价是几分钱时，才能尽情享受一番。除了过年过节，大人们一般不会轻易给钱买票看电影的。特别是家里孩子多的就更难得了。上学前后，我父亲带我看过很多次电影，大部分都忆不清了。记忆中较深刻的是《自有后来人》，这个电影的内容与后来的现代京剧《红灯记》讲的是一个故事。还有就是《国庆十点钟》《夺印》《秘密图纸》等，《国庆十点钟》中的女特务在入海关时随身携带的糖果竟是特种炸药；《夺印》中的“烂菜花”的一句“肖支书吃元宵了”的台词，成了当时人们调侃的话语；《秘密图纸》最后抓住企图携带秘密图纸胶卷逃往香港特务的地点就是深圳。看了这个电影我知道了深圳是紧邻香港的一个渔村，而且还认识了深圳的“圳”字。

我们大院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经常能看不收费的露天电影。大院里演露天电影的时候很少，但附近的“三五三”医院，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财贸学校经常上演露天电影，一般都是在星期六或日的晚上。那时每到星期六下午就开始打听晚上哪演露天电影，消息基本上还较可靠，不过也有白跑的时候。人人自备小板凳或小马扎，早早地去占位子。“文革”前或“文革”初期演的电影还是比较丰富的，像《青春之歌》《女蓝五号》《武训转》《五朵金花》《山间铃响马帮来》《三进山城》《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平原游击队》《上甘岭》《英雄儿女》《英雄虎胆》《我的童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随着“文革”的深入，大部分电影都被指存在问题，可放映的电影也就剩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了。这三部电影也记不清看了多少遍，反正是孩子们对电影中的台词都倒背如流，电影中的音乐和歌曲也能随口哼唱。不过有的时候也偶有放映为数不多的国外的影片，如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等。“文革”时期看露天电影开始前总是先放一两集新闻纪录片《新闻简报》，主要是毛主席接见外宾和工农业生产的有关报道。有时也放一些科教片，如《台风》《毛竹》《从隔夜愁到百日鲜》等。记得1969年4月1日晩上在财贸学校看露天电影，刚放了一集《新闻简报》，广播里报道“九大”召开了。人们便纷纷起身回家提上事先准备好的灯笼上街庆祝游行去了。庆祝“九大”召开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经过三年的“文革”后，国家能够趋于稳定的一种强烈愿望。

比起看电影来，看戏的时候很少。相对于电影来说，戏剧受到场地的限制，往往是大人们的事情，小孩子们本身就对戏剧不感兴趣。记得60年代初，有一年过春节到玉泉区亲戚家串门时随大人们去看晋剧，唱词听不懂，也欣赏不了唱腔，没多大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对戏剧有感觉，还是在“文革”中大唱样板戏时熏陶出来的。唱样板戏在当时是政治任务。有一种说法是，唱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唱不唱是态度问题。不过小孩子们不管那么多，关键是样板戏的词曲朗朗上口，夜幕降临吃完晚饭一群小孩坐在墙角齐声高唱一番。大院里东一群，西一伙，左一群，右一伙样板戏的齐唱声此起彼伏。像《红灯记》的“赴宴”“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沙家浜》的“智斗”“十八棵青松”“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共产党员”“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等等唱段，当年都是百唱不厌的。唱样板戏主要是听收音机跟着学，不过最火的时候收音机里除了播音之外，播放的几乎全是样板戏，学唱就是跟着模仿。好在小孩子们的模仿力和记忆力都蛮高的。多年以后看到相关的书籍才了解到，京剧的声腔分为西皮和二黄两种，西皮、二黄最明显的不同就在音律，西皮的曲调比较明快亮丽，二黄的曲调比较低沉悲婉。西皮有原板、慢板、流水、快板、导板、二六板、散板和摇板等；二黄有原板、慢板、散板、摇板、导板、回龙等。不过有学唱样板戏的基础，对这些京剧乐理知识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2025.2.15

少年记忆（十五）

亲人、朋友间的异地信息交流有史以来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使用的都是书信的方式。在中国古诗词当中也有不少反映书信的脍炙人口之诗句，王安石的“红笺寄予添烦恼。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揾了。”，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白的“鸿雁向西北，因书报天涯。”，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都反映了书信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托人捎封家书，到邮局寄封信，在我的儿时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1969年底父亲去唐山学习班“学习”，学习班虽然规定不让通信，但大院里有人因家庭变故回家探望，于是写封家书的捎给父亲的重任便自然落在我的肩上，这是我今生写的第一封信。当年一个小学生能写封家书也许就是自己长大了的标志吧。

1972年参加工作之后，书信便成了我与家人交流的主要方式。最多两个月父亲总要有信寄至，叮嘱学习、工作和关心生活是主要内容。我也总是及时回信告知情况，7年间书信往来不下几十封。虽然平凡民间生活中的书信往来，往往没有诗人们所描述的那样诗情画意和惊心动魄，还是体现了人间烟火的情感传递，手写书信作为亲情、友情的联系纽带在交通不是十分便利，网络技术还没有出现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当年又有谁会想到它会在当下竟然“退居二线”了呢？尽管现在电脑、手机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方式，使信息传递瞬间实现，信息展现出千姿百态的图文并茂，但总觉得比起手写书信交流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电报虽然在当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百姓家里除了十万火急之外是不会到邮局去发电报的。电报在当时是一种通讯的高消费，发封平信只需8分钱的邮票，发封电报电文每一个字3.5分钱，电报地址的省、市、县各算一个字，街道、门牌号和收电人姓名都算电文了。发一封寥寥数语的电报花上1至2元钱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对于月工资几十元的普通人来说，支出确实不菲。打电报先得填写电报单，电报单的设计很独特，上面的空格填写街道、门牌号和收电人姓名，中间一栏填写省、市、县，下面的空格才填写电文。填写电报单并按字数缴费之后就算是发了封电报。但电报是怎么发出去的就没人关注了。小的时候我出于好奇就在大院邮局看电报业务员的接单之后的操作，他们先将电文译成4位数的0～9的阿拉伯数字写在对应的每一个电文汉字下面，然后用电话报出。也就是说邮局营业所的电报电文全部要集中到总局的电台发报。电报业务员对一般的电文都能直接译出，遇到不常见的字才查一下《标准电码本》。那个时候很想亲眼见见发电报，遗憾的是只能在电影里欣赏了。

当年电话几乎是单位的专属。尽管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人们所向往的生活，除个别大城市以外，对中小城市因生活琐事打电话还是望尘莫及的。唯一的途径是到邮局打个长途电话，还往往因接电话人找不到而抱憾而归。在邮局打长途电话需要填写对方的省、市名称和电话号码，邮局总机接通后用喇叭通知到指定的电话间接电话。城市间的通话质量还说得过去，通往乡镇的电话噪声很大，对方的声音很小很遥远，不像现在的通话，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犹如近在咫尺。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单位值班，亲眼看见他开电话会议。左手拿着电话听筒，右手用笔在纸上不断地记录，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在一旁只能是一张一张地看报纸，最感兴趣的还是《参考消息》，只有它才能使我“放眼世界”。《参考消息》的每一段新闻前面都标注出通讯社，如：新华社、美联社、共同社、塔斯社、安莎社、路透社、德新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波斯社等。通讯社是专业从事新闻信息采集、加工、发布的传播机构，在通信技术的使用上往往是一马当先，从电报、电话使用到如今的卫星通信、互联网实时同步传递。在国际上通讯社可以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消息”批发商或者说是“消息工厂”。

俱往矣，信息交流从局限于百姓家书、国家政令小维度空间拓展至商业决策、大众传媒等多维空间，使浩瀚的人类世界变成了小小的地球村，真可谓换了人间。可以想象不远的将来，基于人工智能、虚拟空间的信息交流图景将再换一次人间。

老杜2024.4.29

杜雄勇，1956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专家，内蒙古燃气供热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呼和浩特市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