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路远的《守望者》：

在守与变的裂变中，窥见中国乡村的精神立面（第二稿）

冰雪

杨志华送了我一本书，说是路远刚出版的《守望者》。

说起路远，我们认识，但仅限于认识。在锡盟的文学圈因慕名和他吃过两三次饭，通过简单的交流知道，我们曾在同一个单位上过班，我进他走，没有交集。后来知道他是我校友的哥哥，也算是一种缘分。因他是从锡盟走出去的知名作家，所以挺以他为荣的。

读《守望者》的过程断断续续，前后耗时一个半月。书中诸多情节令人揪心到不忍卒读，却也催生了强烈的表达欲。我搜集了相关评论，对照小说情节反复琢磨，终于理清思路，遂成此文，权作对这部作品的浅解。

路远的《守望者》被冠以“北疆史诗”名时，多数评论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和鸣”或“乡村变迁编年史”的温情解读。但穿透这些表层叙事，方能触及其锋利内核——它撕开“守望”的浪漫面纱，暴露出一片土地在时代齿轮下的痉挛，一群人在守与变的撕扯中，如何用骨血书写中国乡村最痛的精神寓言。

一、“守望者”的悖论：当坚守成为另一种困局

路远《守望者》中的“守望”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深情。吕家三代（吕立春、吕天亮、吕诗远）扎根磨盘村的轨迹，恰似树的年轮，圈刻着“守土”基因的传承：从吕立春退伍返乡时与父亲的对话——“那村主任干啥去了，为什么不领着大家伙儿去种树呢？”“种树？有啥用？每年都种，种一棵死一棵，大家的心都死啦！”——拉开故事序幕，到他独守沙坝治沙造林，再到吕天亮留乡任村委会主任、吕诗远大学毕业返乡创业，这份坚守始终缠绕着一个残酷追问：当土地不再需要“守望”，当时代推着人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份执念究竟是信仰，还是自我囚禁？

姚大雪的死是第一道裂口。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悲剧，像一枚楔子钉进白沙坝的命运：复员兵吕立春发现热恋的姑娘即将嫁给好友胡小满，冲动之下劫走新娘，逃亡途中遭遇沙暴，姚大雪为救受伤的吕立春滑入沙坝，被黄沙吞没。这起死亡事件不仅成为吕立春毕生治沙的精神原点——他带着对姚大雪的愧疚与改变家园的决心，在沙坝搭起窝棚，开始漫长的造林赎罪——更让吕、胡两家及姚父姚清明结下深仇，成为牵动全书情节的暗线。

胡家三代的形象演变，恰是这场恩怨的镜像。第一代胡小满是仇恨的“守墓人”，姚大雪之死在他生命里刻下永恒创伤：他拒绝承认吕立春种树是赎罪，将其斥为“伪善的表演”；每年在姚大雪忌日举行祭祀，用仪式化的仇恨强化家族“受害者”身份。在物质匮乏、伦理至上的年代，这种执念是对“被破坏的秩序”的偏执捍卫——他坚信“血债必须血偿”，否则家族将沦为乡邻笑柄。而当时代变迁，这份坚守逐渐异化为僵化的生存逻辑：他将土地、血缘与仇恨捆绑，因种树是吕家“标签”而坚决反对，甚至默许代理人或后代过度放牧等破坏生态的方式对抗，最典型的便是他家羊群啃食林场树木时，他对吕立春用土坷垃赶羊行为的不依不饶。

胡家第二代（胡莫尼、胡天马）陷入传统与现代的夹缝。胡莫尼早年是父亲仇恨的忠实继承者，比胡小满更激进，曾暗中破坏吕家树苗以夺回“尊严”，却在现实逻辑面前逐渐动摇；胡天马是家族“异类”，因厌恶仇恨氛围逃离白沙坝，在漂泊中陷入现代性虚无——城市容不下他的根，白沙坝的风沙却始终缠绕心头。最终他选择回归，不是为延续仇恨，而是带着对土地的复杂情感，暗示着仇恨消解需要“跳出恩怨”的视角。这代人的分裂，本质是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他们既无法如父辈般纯粹地“恨”，又找不到挣脱仇恨的出口，只能在“对抗”与 “妥协”中挣扎，暴露出乡土社会在生态与经济双重压力下的困境。

胡家第三代胡雨燕，则彻底打破仇恨闭环。作为新时代的“守望者”，她不再守望仇恨，而是聚焦土地的未来；不再纠结家族恩怨，而是以生态共同体视角重构人与土地的关系。

路远的《守望者》通过胡家三代命运，指向一个终极命题：在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的仇恨、恩怨、族群对立都无比渺小。白沙坝的风沙既是自然的惩罚，也是一面镜子——照见人类对土地的亏欠，也照见和解与救赎的可能。从“守恨”到“守望”的转变，恰是《守望者》的核心隐喻：真正的“守望”，不是守住仇恨的墓碑，而是守住土地的生机，守住人类与自然共生的底线。

细究文本便会发现，姚大雪的影子贯穿全书，成为作者冷静揭示生存逻辑的媒介：吕立春守护的不仅是姚大雪的墓、种下的树，更是“人靠土地活，土地靠人养”的古老契约——这份契约在“脱贫致富”号召与工业化轰鸣中已脆如薄冰。吕立春后期的治沙护林，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重建平衡：他学会向政策妥协，用“家庭承包协议”为林场争取空间；在发展畜牧养殖业时允许胡天马砍伐边缘老林；为建沙棘饮料厂同意砍掉“小老杨”，改种优质沙棘。此时的“守望”已变质，从对抗时代的坚硬，化为与时代周旋的柔软。

所谓“守望者”，不过是时代洪流中被推到“守”与“变”夹缝里的囚徒。他们的挣扎，从来不是英雄式的抗争，而是普通人在历史急转弯处，既抓不住过去，又看不清未来的狼狈。

二、土地叙事的祛魅：没有田园牧歌，只有生存博弈

太多乡村书写给土地披上“母亲”的温情外衣，仿佛它天然滋养万物、包容一切。但《守望者》撕碎了这层伪装——在北疆风沙里，土地从不是慈爱的母亲，而是严苛的博弈场。人与土地的关系，无关和谐共生的浪漫，只有“你死我活”的较量。

白沙坝的变迁是最鲜明的例证。从最初的圣水峪到后来的“寸草不生”，不是自然馈赠，而是历史伤疤：过度放牧、无序开垦让草原退化为荒漠，本身就是人类对土地的背叛。

吕立春与胡小满的对立，始终绕不开这片土地。姚大雪之死让吕立春以种树赎罪，用数十年将荒漠变绿洲，试图以“生态功绩”消解罪孽；胡小满则以仇恨为道德武器，拒绝和解，塑造“受害者”正义形象。两人对立超越个人恩怨，升华为“施害者”与“受害者”的道德对抗，折射出时代变迁中人性、道德与生态伦理的复杂博弈。

吕立春最初种树，无关“守护自然”的觉悟，而是救赎心理驱使下的生存本能——“再不治沙，沙子就会吃人”。这种“守护”带着原始的野蛮，更像人与土地的互相折磨。到了中期，治沙成了“政治任务”，林场挂上“生态示范基地”牌子，背后却是与村干部的无数次争吵、与村民的利益纠葛：有人偷砍树苗卖钱，有人在林边放羊，亲戚甚至想在林地旁谋利。此时吕立春的“坚守”，已从人与土地的对抗，演变为人与人的博弈——他要对抗的，是人性中的贪婪、短视，以及权力对土地的随意支配。

读到此处，再无悲壮，只剩现实：当代乡村守护土地的方式，早已从“野蛮坚守”变为“用规则改变”，而规则本身常常充满不确定性。小说更深刻地揭示了土地与权力的隐秘勾连：磨盘村土地所有权从“集体所有”到“承包到户”，再到“林场承包合同到期收回搞生态产业化开发”，每一次政策变动都意味着控制权的转移。

所谓“土地情怀”，在《守望者》中被祛魅为赤裸裸的生存逻辑：人对土地的“爱”，本质是“活下去”的渴望；人对土地的“守”，不过是在权力与利益夹缝中，为自己争一块立锥之地。这里没有田园牧歌，只有算不清的账、扯不断的利益、挣不脱的生存枷锁。

当县里决定开发白沙坝时，胡小满与吕立春竟共同操起铁锹守护，誓言与白沙坝共存。这场出奇一致的行动背后，是各怀目的的生存哲学碰撞：“守”者要留住土地本真，“变”者想挖掘土地价值。而小说最锋利的笔触，在于让两种选择都沾满无奈：吕立春的坚守，让林场成了困住后代的牢笼；胡小满的守护，终究是为家族尊严；而政策的变化是想“更好的生存”。

胡雨燕的觉醒，恰是对这种困境的突破。她从小听着祖辈仇恨长大，却因现代教育拥有开阔视野。她不否认姚大雪的悲剧，却拒绝让其成为“绑架”人生的枷锁。当随吕家第三代吕诗远回乡创业、参观吕二爷山茶园时，她恍然醒悟：“吕家的树不是为了赎罪，是为了让白沙坝活下去。”这种认知解构了家族“仇恨叙事”——她跳出“谁对谁错”的二元对立，看到“活下去”才是白沙坝所有人的共同命题。

胡雨燕的行动力印证着这份觉醒：她放弃城市工作，回磨盘村任乡妇联主任，为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大学时与吕诗远相识，产生跨越恩怨的情感。她的选择不是对家族的背叛，而是对“更大的家族”（白沙坝共同体）的责任。她用现代理念经营茶园、对抗风沙，与吕立春“铁锹种树”的传统方式形成呼应——前者代表时代与理性，后者代表坚守与韧性，共同指向"人与自然和解"的终极目标。

三、时代齿轮下的个体立面：被历史碾碎的，何止是恩怨

吕、胡两家的恩怨被视为小说“情感主线”，但若仅解读为“世仇和解”的俗套，便低估了路远的野心。两家纠缠的本质，是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集体记忆与个体命运被反复碾压的缩影。

路远的《守望者》通过吕、胡对立，解构了“英雄主义”与“受害者叙事”的二元对立：吕立春种树看似伟大，实则隐含个体意志的过度膨胀（如强行改变自然）；胡小满的仇恨看似正当，却在代际传递中异化为阻碍进步的枷锁。这种复杂性揭示出路远对人性与历史的深刻反思：没有纯粹的正义与邪恶，只有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灵魂。

吕立春与胡小满的对立是叙事灵魂，冲突从个人恩怨升华为生态、伦理与时代命题的对话。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博弈中，两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既是守护者也是破坏者，最终指向一个命题：在历史褶皱里，人性的光辉与阴影如何共同编织文明的经纬？

吕天亮是书中最具“时代感”的线索。他的挣扎与成长，映射着改革开放后乡村青年的普遍困境：如何在父辈传统与外部现代性中间定位自我？如何平衡个人发展与乡土责任？他并非完美英雄，有过逃避、迷茫与妥协，却正因这份“不完美”而真实——证明“守望”不必是悲壮牺牲，也可以是带着烟火气的脚踏实地。他与父亲的和解，本质是两代人对“爱与责任”理解的碰撞融合，最终让“白沙坝”从痛苦符号，变为孕育希望的家园。

路远的《守望者》通过胡家三代命运重申：在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的仇恨、恩怨、族群对立都无比渺小。白沙坝的风沙既是自然的惩罚，也是一面镜子——照见人类对土地的亏欠，也照见和解与救赎的可能。胡家从“守恨”到“守望”的转变，印证着《守望者》的核心隐喻：真正的“守望”，是守住土地的生机，守住人类与自然共生的底线。

白沙坝上的绿洲，正是对这一命题最沉默也最有力的回答。这里的冲突早已超越个人恩怨，成为两种价值观的对撞：一方信奉“土地即根”，一方坚信“变是出路”。而小说最残酷的揭示，是这两种价值观都难以立足——吕立春的“根”，守不住后代对城市的向往；胡小满抗拒的“变”，最终让他在时代漩涡中逐渐找回自我。

吕立春与胡小满在白沙坝树林里的和解，背景是县里开发建厂的规划。这场和解与其说是“放下仇恨”，不如说是“承认虚无”：他们争了一辈子的家园，在后代眼中，不过是一片可开发或遗忘的风景。

个体命运在时代齿轮下从来不是主角。吕、胡两家的恩怨与坚守，终将成为历史尘埃。那些被碾碎的，何止是两家的恩怨，更是一代人关于“家”与“根”的全部想象。

四、生态书写的批判维度：当 “绿水青山” 成为新的神话

近年来的生态文学，多沉浸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颂歌里，路远的《守望者》却带着清醒的批判，撕开了 “生态保护” 的光鲜外衣，暴露了其背后权力、资本与人性的复杂博弈。

白沙坝从荒漠到绿洲的转变，被官方宣传为“生态示范”，但小说的字缝里藏着更沉重的真相：这个 “奇迹” 是用无数个体的牺牲堆砌而成的。吕立春最初种树时，全村人都骂他 “疯子”—— 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种树不能当饭吃，这份 “坚守” 在现实面前显得格格不入；治沙过程中，姚白露为他选送的 “精兵强将”，多是盲流、逃荒者（如 “黑豆花”“苏三”），或是为求活路的 “坏分子” 林业技术员林浦。这些 “无名者” 的双手同样刨开过沙砾、浇灌过幼苗，却从未出现在 “生态模范” 的表彰名单里。他们的付出，除了换来裹腹的口粮，有时还要自带生产工具，最终成了“宏大叙事” 下被忽略的褶皱，无声地诉说着 “奇迹” 背后的个体重量。

更尖锐的是对“生态产业化” 的反思。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口号响彻乡村，资本便循着利益的气息而来。河马公司的饮料厂、为旅游开发的 “沙漠主题公园”…… 它们都想从白沙坝的 “绿色” 里分一杯羹。某些政策与项目推行时的 “一刀切”，让普通村民不得不为政策变动 “做出让步，承受不应有的损失”，理由却冠冕堂皇 ——“要保护生态”。此时的 “生态保护”，早已偏离了人与自然平衡的初衷，沦为资本逐利、权力寻绩与个体利益的角力场。所谓 “绿色发展”，很多时候不过是资本的新伪装、权力的新政绩，而那些真正用双手守护土地的人，反倒成了 “阻碍发展” 的绊脚石。

这种批判，让《守望者》跳出了 “生态文学” 的窠臼。它不相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浪漫谎言，只揭示一个残酷真相：在人类对土地犯下无数次罪行之后，所谓 “救赎” 不过是在废墟上重建一种更复杂的博弈关系 —— 而这种博弈，永远伴随着牺牲、妥协与不甘。

五、守望者的黄昏，与乡村精神的突围

掩卷闭目，磨盘村的风沙似乎还在耳畔呼啸，姚大雪手中的红头纱仍在风中飘摇。当吕立春与胡小满共同出现在白沙坝植树造林展览现场，一边看着老照片一边斗嘴的画面，恰是整部小说最巧妙的隐喻：一边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一边是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一边是 “变” 的诱惑，一边是 “守” 的执念，两者在岁月里持续拉扯。

在路远《守望者》“创作手记”中，用吕诗远与胡雨燕的跳崖自杀作为开篇事件，既是震撼的叙事起点，也是贯穿全书的精神隐喻。这对“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形象设计，承载着作者对人性困境、代际冲突与生态危机的深刻思考。

首先作为家族恩怨的“牺牲品”，吕诗远与胡雨燕的“意外”延续了小说中吕、胡两族半个世纪的对立传统。从吕立春抢亲导致姚大雪死亡的历史创伤，到吕诗远与胡雨燕跨越家族仇恨的禁忌之恋，这种代际循环的冲突被赋予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的跳崖不仅是个体情感的绝望爆发，更象征着传统伦理对人性的碾压——正如小说中吕立春在沙暴中失去挚爱后终身治沙的救赎之路，这对青年的“意外”成为推动家族和解与生态觉醒的关键节点。作者通过“跳崖”这一极端方式，将自然景观转化为精神困境的镜像。悬崖既是物理空间的终结，也是情感与伦理困境的隐喻：两人在跳崖中完成对现实束缚的挣脱，与小说开篇“命运悲歌”的基调形成互文，暗示生态危机与人性异化的双重困境。

路远在创作手记中，通过十篇手记深入挖掘乡村人文细节，吕诗远与胡雨燕的形象正是这种创作理念的产物。他们的“意外”打破了传统叙事中“仇恨延续”的窠臼，转而探讨如何通过“苦肉计”实现代际和解。例如，吕立春晚年与胡小满的和解，可视为对年轻一代“意外”的回应——通过生态修复（治沙造林）与情感救赎（化解仇恨），完成对历史创伤的超越。

这种设计体现了作者对“守望”主题的双重诠释：既是对绿水青山的守护，也是对人性本真的坚守。吕诗远与胡雨燕的“意外”虽未终结个体生命，却成为家族与社会走向新生的起点，其形象因此具有强烈的寓言性。

路远的《守望者》最珍贵的品质，不在于讲述了一个 “成功” 的故事，而在于敢于直面 “失败” 的本质 —— 所有的坚守，终将被时间稀释；所有的抗争，在时代面前都可能显得渺小。但正是这种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的挣扎，构成了中国乡村最坚韧的精神底色

吕家三代人没能守住 “纯粹” 的土地，却守住了一份对 “根” 的执念；磨盘村没能留住 “传统” 的乡村形态（异地搬迁），表面的光鲜却在 “变” 与“守” 的撕扯中，表达乡村精神的突围，留下了关于 “家” 与 “远方” 的永恒追问。

当最后一片榆叶落在吕诗远手中的刻痕上，我忽然读懂：所谓“守望”，从来不是守着一成不变的过去，而是在认清 “一切都会改变” 的真相后，依然选择为脚下的土地，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温度。这或许就是路远的《守望者》留给我的答案 —— 既锋利如沙砾，又温柔若春风。（2025.08.19）